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分配利益的自然国家将面临暴力的风险。
这种社会秩序首先出现在第二次社会革命期间，即知识或工业革命期间。政治学家研究开放进入秩序下的民主体制的性质，视之为给定，而未能解释清楚民主是如何维持竞争市场的，以及民主在大多数国家失败的情形下，何以在开放进入社会能够维系（许多新的民主政体都失败了。
个人和集团的人格特征和权力特征决定着国家对待他们的行为。这一观察呼应了如下观点，即所有成功的宪政政体都限制了掌权者的利益诉求（Weingast，2006）。几乎所有的自然国家一旦其统治联盟或领导人发生变化，便寿终正寝，国家的一些关键方面（如决定政治选择的规则）发生变化时，情形也是如此。因此，永续性便成为国家坚持法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条件。作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君主，是否向贷款人还钱取决于国王的选择。
其中每一个自然国家的转轨都反映了永续性的缺失，只要统治联盟的需求发生变化，为了保持政治稳定（有时，在面对更严重的失序时因为仅仅一点点的政治稳定），国家领导人就可以调整制度、政策、租金和特权。那个时候的英国还是一个脆弱型自然国家，除了国家就几乎没有其他组织。实践中，投票基本是无记名的，这实际上阻碍了选民对代表行使职权的了解和监督。
有谁比党中央还大，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大呢？彭真是在说，法律既是党中央的意志，也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意志。《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7条也规定，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是，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彭真的这些话表明，在用人问题上，党组织提名后，还是要由权力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迫通过。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人民，接受选民和人民监督，应当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习近平总书记点到了问题的要害。5. 应当十分重视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自身政治建设 对于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在行使表决权的实践中，存在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无条件地听命于党组织，党组织推荐谁，提出什么主张，不加思考分析地一概赞成，从不反对。
我看，问题不在于是谁提的，而是用人以什么为标准。但是，一旦他们不同意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怎么办？这时候，在他们身上，有关规定党员纪律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就发生了冲突。其中，有三个问题很尖锐： 一是，权力机关中的党员是否可以不服从法律？彭真说，党员必须服从法律，因为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所以，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领导，是靠它的质量和执行力来实现的。
1990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到2012年，党中央才正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种看法认为，对于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党员代表委员，既要服从党内法规的纪律要求，又要依照法律行使职权，两个要求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由此可见，国家法律的效力是高于党内法规的，各级党组织制定党内法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则就是，它的内容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如何确定这个标准呢？彭真说：任人唯贤是我们党的方针， 你有权提这个人，但大家认为不够贤，缺点比较多，不赞成，怎么办？不赞成当然不能通过，你能强迫我举手？至于如何决定，那要依法办事，依法该由谁决定就由谁决定。
如何落实投票表决中的政治诚信，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研究的问题。比如，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酝酿人选和提出主张的过程中，不遵守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不认真听取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意见，甚至以党管干部的强势姿态威慑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使他们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负面心理。
彭真的这些话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如果在两个方面都靠制度办事，就不存在党政负责人之间的所谓大小高低问题。这个张力的突出表现，就是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这样，从表面上看，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行使职权时面对的是党组织或者领导干部提出的人选或者主张。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的背后，是权大还是法大的真命题，那么，权大还是法大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实际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是以国家法律为依据行使职权，还是照单接受党内法规形成的结果呢？如何认识处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关系？ 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投票表决的依据 对于党内法规酝酿形成的结果，权力机关投票表决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1. 权力机关对党内法规形成的结果应否照单全收 有的观点可能会认为，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照单全收，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实现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有的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伪命题背后的东西：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
造成以上消极现象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各级权力机关普遍实行秘密表决，也使得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行为不能公开，受不到应有的监督。
很多情况下，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以组织和个人的强势姿态出现在权力机关面前，要求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服从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这就容易掩盖或者使人忽视党对国家权力机关领导的本质。比如，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应当讲大局，既包括党和国家的大局，也包括一个地方、一个局部的大局。
一种观点认为，对党委提名的人选如果不满意，就有权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投反对票。对这个问题，党中央的态度从来都很明确坚决：党必须尊重和支持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可以说，在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党内法规的质量和执行力，是党内法规衔接国家法律的关节点，是党领导权力机关的生命线。那时候，除了《党章》之外，党内法规不甚健全，党内家长制作风、一言堂的现象也不少，一些党组织及其负责人不认真执行《党章》以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民主集中制规定，向权力机关提出人选和主张时，给人的印象就是，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人选和有关主张与党内法规无关，都是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意见。而目前情况下，各级权力机关基本实行无记名表决，计票人员无法查清，即使技术上可以查清，法律和有关纪律也不允许查清某个代表委员包括党员代表委员，是否投了反对票。2. 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理解。
彭真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实际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他的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个结果，既可能是正确执行党内法规的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甚至歪曲执行党内法规的结果。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那样，是一个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没有明确予以回答的提法。这个提法，是专门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
不论哪级党委，更不论哪个负责人，如果他的意见与法律不一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党大还是法大，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了，而且集中体现在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领域。
那么，一旦权力机关投票公开，是否意味着党组织就可以对反水的党员代表委员进行纪律处分呢？在国外，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行为通常必须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目的是接受选民的监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规范、有什么样的组织和个人的意志，比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意志的效力还高呢？到了1980年4月，彭真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会议上又强调：我们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定型化。针对这种情况，1983年9月8日，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关于任免国家机关和其他行政领导职务必须按照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办理的通知》，1984年4月26日，党中央又专门下发了《关于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的通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组织制定的党内法规代表了全党的意志，但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所以，其法律效力是低于国家法律的。
如何解决这种无所适从？有的观点索性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就是要求一旦党员代表委员不赞成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时，也必须用最严格的党纪约束自己，无条件地执行党组织的要求。既包括党内的政治诚信，也包括党外的政治诚信。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为什么说法大？他举了七个重要法律的例子，说：这次公布的七个法，草案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原则通过的，它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
比如，他们应当了解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格局、政治形势等。比如，各级权力机关普遍实行秘密表决，也使得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行为不能公开，受不到应有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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